王丹红专栏｜从《科学》到《知识分子》：百年中国科学梦
文｜王丹红
9月18日，由三位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清华大学教授鲁白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共同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诞生。其宗旨是：“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
我为朋友的努力高兴，当天给饶毅发信祝贺，也想起了和饶毅、鲁白相识的经过。
第一次看到饶毅和鲁白的名字，是在2004年11月18日英国《自然》杂志社出版的《中国之声II》上。其中一篇就是饶毅、鲁白和邹承鲁共同署名的文章《中国科技需要从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当时，饶毅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鲁白是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技术部科学顾问。
第一次见到饶毅和鲁白是2007年7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庆贺“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实施25周年暨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次会议上我也首次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
我至今记得：当我在会上获知饶毅和施一公即将全职回国工作时震惊不已的心情！我当即提出要采访饶毅，他说：“这次会议来了许多华裔科学家，你先采访他们，我到北京大学工作后再接受你的采访。”我说：“不行，你现在能直言批评中国科学界，是因为你在美国大学做教授，回国后就不会这样讲话了！”他笑着说：“我会一如既往地讲真话！”
君子一言。在饶毅回国的8年间，他不仅没有停止批评，而且身体力行参与到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中。最近一年，他又通过参与创办新媒体刊物，继续推动中国科学文化的改良。
我想到要写一篇文章祝贺《知识分子》诞生。她所秉承的科学启蒙的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100年前，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科学》杂志，成立中国科学社。
“学界者 暗夜之烛”
“耗矣哀哉。吾中国之无学界也。夫将有求于暗夜之中。非烛何以昭之。有行于众瞽之国，非相何以导之。学界者，暗夜之烛。而众瞽之相也。国无学界。其行事不豫定，其为猷不远大。”
——任鸿隽 1914年 《建立学界论》
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前主任樊洪业研究员是《任鸿隽文存》编辑之一，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近代科学，不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西文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的‘结果’。”
西学进入中国可追溯至1607年《几何原本》的翻译出版。徐光启（1562-1633）是我国早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明的关键人物，从1606年开始，他和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数学欧几里得著作《几何原本》，该书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
徐光启将中国古代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与《几何原本》作比较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学者不能识其由。”道出中西数学精神之异同，即：方法的“法”略同，但原理的“义”全无，学习者不能知道其原理。”
容闳（1828－1912年）是近代中国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1847年，21岁的他由美国教育家、牧师勃朗先生带往美国留学，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获文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倡导洋务运动；在美国八年的学习，让他意识到“西学可以使中国复兴开明和强盛”，认为“我所享受的教育权利，下一代同胞也应该同样享受。”他游说清政府“宜派选殷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1872年，他率领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官费留学生，容闳因此被世人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
严复（1854－1921）被康有为称赞为“精通西学第一人”。1877年3月，23岁的严复赴英国留学，于1879年6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发表“救亡决论”，喊出“西学格致救亡”，倡导西学，呼吁“废八股文”。
严复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他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物”,“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1896年—1898年，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天演论——演化论与伦理学》，此书阐释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对中国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包括当时在上海公学读书的两位青年学生：胡洪骍和任鸿隽。
1910年，19岁的胡洪骍到北京参加第二届留美庚款考试时，改名为“适”，字“适之”。1917年1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适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杂志上，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文明之国 学必有会 会必有报
“求为吾国未来学界之代表者，其唯今之留学生乎！”
——任鸿隽 1914年 《建立学界论》
任鸿隽夫人陈衡哲1914年通过清华庚款留美奖学金，赴纽约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和芝加哥大学学习。她在纪念文章《任叔永先生不朽》中写道：
“我是于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的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记得他认识我不久，便邀我加入他和几位同志们所办的‘科学社’。我说‘我不是学科学的。’他说，‘没关系，我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
从严复到胡适、任鸿隽，他们幼承庭训饱读诗书，深受传统文化熏染，青年时期负笈海外，经历西方科学文明洗礼，在东西文化的激荡中为民族发出呐喊之声。
任鸿隽1886年12月出生于四川垫江，幼时在家馆习八股文；1904年，他18岁时参加了中华帝国最后一届科举考试，在巴县1万多名考生中考取第三名秀才，入重庆府中学堂；1907年2月入上海中国公学高等预科甲班，与胡适成为同班同学。
1910年，胡适考取“第二届庚子留学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2年12月，在胡适的大力推荐下，获得政府资助留学资格的任鸿隽到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同行者还有朋友杨杏佛。
在康奈尔大学期间，任鸿隽成为留学生界的领袖人物，主编《留美学生季报》，开始“追问科学为何物”？研究西方学术起源以及中西文化之差异。他认为：“以谓配文学术乃至西方文化之所以异于东方者，一言以蔽之，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故所谓科学者，决不能视为奇技淫巧或艺成而下之事，而与吾东方人之用考据方法研究经史无殊，特其取材不同，鹄的各异，故其结果遂如南北寒燠之互异耳。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文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
1914年，任鸿隽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数篇文章，探讨在中国“建立学界论”。他写道：“盖学者，一以求真，一以致用。吾国隆古之学，致用既有所不用，求真复茫昧而未有见。以人类为具理性之动物，固当旁搜无讨。发未见之真理，致斯于光明，而不当以古人所至，为之作注释自足。故今日为学，当取科学的态度。”
任鸿隽“为吾国无学界悲也！”1914年夏天，他和康奈尔大学的十余位同学商讨组织科学社出版事宜，“其目的在以提倡研究谋吾国科学之发达，其入手方法则发行一《科学》月刊以为传播鼓吹之工具……”赵元任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这天（6月10日）晚间去任鸿隽房间热烈商讨组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
1915年1月，第一期《科学》杂志出版，发刊词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等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学术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取于科学……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第一期《科学》杂志的主要文章包括：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水力与汽力及其比较、中美农业异同论、生物学概论等。
《科学》杂志发行不久，发起同仁认为谋求中国科学发达，仅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于是，董事会决定成立中国科学社，并推荐胡明复、邹秉文和任鸿隽三人起草新社章程，章程以通信方式于1915年10月25日获全体社员通过，同时选举任鸿隽为董事长兼社长，并定每年10月1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康奈尔大学在合影（左），1915年10月25日。右图为《科学》杂志第一期封面。
从1915年《科学》创刊到1951年停刊，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共发行32卷。任鸿隽在1951年5月出版的《科学》第32卷增刊中，发表“《科学》三十五年的回顾”，他写道：“《科学》问世，不过出于一班书呆子想就个人能力所及对于国家社会奉呈一点……”
1959年秋，任鸿隽主持召开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感觉到一个私人团体的努力不能适应总路线要求…..经全体社员同意，将社中所有现存房屋财产书籍设备，一并捐献于政府……从此，中国科学社的历史任务也就光荣地宣告结束了。”
1961年，任鸿隽组织人员将《科学》杂志1-36卷的目录汇编和索引，印赠国内各大学图书馆，9月，他写完《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两个月后的11月9日，任鸿隽因心力衰竭病逝。也许他没有想到，自此以后，中国大陆再也没有独立的学术团体。
薪火传承
“他日者，学术昌明，研究精进，安知不与他国学术杂志同占学界上之要位。令讲学者引证曰‘见某年《科学》某卷’，则吾人这愿毕矣。”
——任鸿隽 1915年《科学》第一卷第六期
为求中国科学的发达——自任鸿隽以降，这似乎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历程中的一种自觉的精神追求。一代代科学家中继发扬，薪火传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中国青年学生留学美国的大门。其中三个关键人物李佩、李政道和吴瑞，分别领导了三个项目：自费留学、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实现邦交正常化。10月，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外语教研室主任的李佩女士，接受外语教研室第一位外教Mary Van De Water建议：“中国学生不必等待所属单位选拔公派留学，可以直接向美国大学写信申请助学金。”李佩意识到这是一条新的留学途径，在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平的支持下，Mary在1980年初寒假时，将200多封研究生院学生的入学申请带到香港邮局发出，近百名同学从美国各大学获得奖学金，飘洋过海到美国，开启当代中国“自费留学”之门。
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携夫人回国访问，他非常忧虑国内科学教育情况，于是向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培养年轻人的建议。1979年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院院长严济慈邀请李政道回国内讲学。李政道向严济慈提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即CUSPEA项目）。该项目1980年开始全国招生，1988年结束，915名中国青年学生赴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
吴瑞父亲吴宪是1910年考取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1919年获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和主任，是中国第一代生物化学家。吴瑞母亲严彩韵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营养学硕士学位，1964年到新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营养研究所工作至1971年退休。
我国近现代生物化学的主要创始人吴宪博士一家：吴宪（前排右），严彩韵（前排左），吴宪夫人，中国最早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女学者。长子吴瑞博士（左二）是国际知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和北京大学生物系兼职教授，协助国内建立了生物工程技术中心。次子吴应博士（右二）是化学家。长女吴婉先和次女吴婉莲均为理学硕士。三女吴婉明博士是放射科专家。（吴瑞供图）
1980年3月，阔别祖国31后，51岁的吴瑞携亲人回到故乡。回乡之旅启发他一个想法：“我的父母都是在美国接受研究生和博士训练，他们相信这种训练对他们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我想帮助更多生物化学专业的优秀中国青年接受博士训练。”
吴瑞向李政道请教CUSPEA项目的经验，向中国教育部建议：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很快，中国要尽快培养这一领域的年轻科学人才，同时说服美国近百所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从1981年至1989年，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连续八年派出433名留学生。
2007年7月21日，CUSBEA项目25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吴瑞在接受我采访时说：“CUSBEA同学今天的成就很好，我的期望实现了！人才是长久的事，中国有一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25年的时间里，我做的这件事得到一些结果，这是我一生中可以骄傲的事，希望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2008年2月10日，吴瑞因心脏病去世。2015年10月24日，第六届吴瑞纪念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一众CUSBEA学生继承了吴瑞衣钵，薪火相传，奖助年轻的中国生物学家。
承前启后
笃学之士，将尽瘁于学尽一科之能，自以为足乎。抑将阐明求学之方法，陈大道于国人之前，令得率由不越，以达此真美之域乎。其为效之大小，由必有办法。余愿国人之留意焉。
——任鸿隽 1914年 《建立学界再论》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显著进步，然而中国科学发展的水平仍然不能尽如人意。许多在西方留学经过系统科学训练并建立职业声望的科学家，开始陆续回国，有些即使身在国外，依然通过不同方式帮助中国科学。
在中国科学经费持续增长的同时，海内外华人科学家纷纷认识到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现代科学研究机制的大好时机终于来临。
然而，中国科学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全部潜力、在国际上取得卓越地位仍面临体制、机制和文化等重重障碍。
2003年12月，英国《自然》杂志社史无前例地发表一份增刊：专为中国研究人员撰写的中文版《中国之声》。这期的内容涉及从生物医学研究到农业等几个学科的前瞻性文章、与所有学科相关的建议、以及关于一个文化制度在科学上要被世界公认一流所需要的关键特征的建议；所有作者均为著名华裔科学家，以期对中国科学家和决策者产生启迪。
《自然》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在社论中说：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经济力量。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天生具有宏图大志，但也是由于他们对新技术一如既往的追求，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多年来从未放弃成为世界级科学大国的努力。去过中国的人无不对这一努力所产生的结果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这些趋势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
其中的一位作者就是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他在文章《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面临挑战》中指出：
“众所周知，1976年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摧毁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基础。那时，中国大陆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学量可能少于50位，国民生产总值也很低。直到1978年中国卓越的领导人邓小平执掌政权，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如此，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产出率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存在的问题仍然严重，这与改革开放前极低的基准水平有关。因此，中国需要在这个方面加倍努力，争取在提高基础科技产出率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2004年11月18日，《自然》杂志再度聚焦中国，出版《中国之声II》。饶毅、鲁白和邹承鲁合作撰写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直指中国科学体制的沉疴旧疾和当时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可能错失改革良机。
12月初，出乎所有人意料，根据有关方面指示《中国之声II》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发行，并要求立即将所有杂志送印刷厂销毁！这是我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亲历的一场小规模焚书事件。在这些崭新的杂志被送走之前，我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料保存。2009年6月搬家时，我把它们带到了美国家中。
然而，有良知和责任担当的科学家针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改良中国科学文化的努力也不曾停歇。
2015年9月18日，由饶毅、鲁白和谢宇共同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问世。他们共同的心愿是通过宣扬科学来推动中国的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推动价值观的改变。
这是一份值得珍视的对中国科学未来的关爱和期待。我愿意在此祝福《知识分子》做“真的猛士”，延续百年来科学强国的梦想。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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